著名小说家包光寒先生的自序:语言的心境 包光寒    

语言的心境





 





包光寒





 





    近来我常常回忆自己有些粗野的青春岁月使我的心情变得非常忧伤。现在是大年三十晚上八点二十分，我爱人和女儿正在去北京的火车上。窗外的细雨悠悠地飘动就像我心里的忧伤一样绵绵不绝。





一九七五年我读中学二年级时（那时毛主席主张学制要缩短，没有高中初中，初高中加起来是四年，通称中学），已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的武斗已基本停止，但武斗的影响却深入到了无知的中学生的思想中。中学生为一点很小很小的原因就打群架的事情两三天就会发生一次，还动刀动铁器的，常常有同学被打得头破血流。打架狠的野的便成了大大小小的群体的“领袖”之类的流氓头。这些人以上课和老师作对或做与常理相反的事情为“英雄”之举。我班上就有一个流氓头，叫林宗周。同学们都怕他。班主任老师为了帮助他，让他和我同桌。因为我是班长，还是年级的团支部书记。还因为我一旦讲理讲不通我敢动武（这或多或少沾染上武斗的习气）。班上有一个智商偏低的同学，叫陈国平，学习自然学不好。但陈国平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中学四年如一日，每天早上到学校把班上每张桌子擦一遍，使同学到学校后有一个非常清洁的学习环境。这么好的事情，每一个同学都很高兴，老师也经常表扬他。可是林宗周却和大家不一样。常常嘲笑陈国平，甚至欺侮他。有一次林宗周欺侮陈国平时让我看到了，我便说了林宗周。他根本不把我的话当回事，依然如故，我火了和他打了起来。因为中学四年我一直训练田经，身体非常棒，林宗周自然不是我的对手。他的一帮小兄弟见是我，在边上也不敢动手（这实际上是一种正义的力量）。林宗周挨了揍以后，还被老师训了一顿。也不知怎么，从这件事后，我对林宗周非常严厉，凡看到他欺侮班上任何一个人我都揍他，每次打完之后，林宗周都挨老师的训。中学四年林宗周让我揍了很多次。这就有了小说《美丽青春》《列宁》和《马列》中的部分情节。一九九七年，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林宗周找到了我的家，我们百感交集，彻夜长谈。





那时如此打林宗周，可能和我小学时被人欺侮有关。那时，我父亲不知为什么挨斗，同学们都欺侮我打我，我母亲向老师反映，却得到老师很蛮横的回答。我五年级时，一次实在被打得愤怒了，便和他们对打。那次，我一个人打三个人，我对着那个老是领头欺侮我的人打(他后来考上清华，现定居德国)，最后抓起路边的石头，把他的头砸破了。血把他的背面衬衫全都洇红了。那时我才十岁啊！一个十岁的孩子就这么残忍是不是那个年代对我的特别赏赐呢！这也成了《美丽青春》的部分情节。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倒台，中国经历了巨变，直接反映到学校就是，老师重视教学学生开始从读书无用转为慢慢用功学习了。为了让学生有学习积极性，学校决定让我向全校学生作“我是如何学习的”报告。我就把自己平时的学习体会写成文字。教导处的老师看后不满意，启发我，要我从平常的事情中提炼一下，要更加典型化，要对全校同学有教育作用，要使全校同学听了你的报告受感动，尔后有一个新的精神面貌。我改了二稿后，老师还是不满意，便亲自捉刀。可是我看了宣传报告，觉得太不像我了。我读着报告心里充满了羞愧，心灵第一次有受到污染的感觉。这一年我被评为首届上海市三好学生。《文汇报》一个记者专门采访了我，并根据这篇宣传报告写了篇报导刊发在一九七七毛主席“三好”指示发表多少周年那天的报上。学校开展学习雷锋学习我的活动，还有老师让我写入党申请书。可十七岁的我心里却充满耻辱难过和忧伤。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就是：以后的岁月中我坚决拒绝任何立功和嘉奖（除了几次体育比赛优胜和被评为优秀教练员外），并长时间没写入党申请书。





我不知道我的文字写出了我的忧伤难过和羞愧没有？





大学毕业后没多久我到团政治处任组织干事。那天，我看了英国作家索尔丝伯里的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其中有一句话深深地震撼了我：所有的权力都将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利则将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说的一句逻辑性的话。我却书呆子一样拿给我的政治部主任看。主任看后笑笑。没多久的一个早晨，我听到新闻里说：非洲二万多平方公里的淡水湖乍得湖干涸了。我心里生出一股强烈的莫明其妙的忧虑。淡水，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二万多平方公里的湖说干就干了。一上午我都被这条新闻折磨着。吃完中饭洗碗时正好和平时很关心我的团长在一起，我便对团长突口而出：团长，早上的新闻说，非洲的淡水湖乍得湖干涸了。团长怔怔地看了我一眼，笑笑没说话。几天后，团长在散步时对我说，小包，你多考虑考虑你的工作，什么非洲乍得湖干了，少想点！团长说完拍拍我的脑袋。后来，我们团某营发生了一起盗窃军用装备器材案件，团里立刻成立了调查组，政委是组长。我是成员之一。我非常愤怒，调查得非常认真。通过对营里的战士作深入调查后，我觉得一个营干部有嫌，我把我的判断和分析对政委说了。政委说，我知道了。第二天，我就被调离了调查组。直到我转业前我才悟出了我调离的原因，我也才明白自己当时的真实处境。





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写的。而爱情却可以永远被歌颂。集子里有很多写的是爱情，但却都是悲剧。事实上世界上又有几对情人的爱情、几个家庭的婚姻是完满的幸福的呢？每每想到这我心里便充满痛苦。事实上人类是在苦难中度过。这也使我一直坚定一个想法：人生就是含辛茹苦。





这本集子里收入了十几首诗。事实上我写过很多很多诗。一九八二年秋天我大学毕业，遇到了一个上海女兵。那时我才二十二岁，充满激情，近一年的时间给她写的信足有二十万字，每天写，一写就是三四千字。几乎每天写一首诗，有时一天写几首。分手前，我让一个战友用漂亮的钢笔书法把诗抄在一本绸面本上，整整抄满了一本，送给那个女兵。那个战友可能是被诗感动，又同样替我抄了一本。现在我有时打开看看，真觉得自己老了，真不明白那时怎么会这么激越澎湃。这就是青春的力量。这就是时间的力量。但本集中我一首也没选，她说过那些诗是写给她个人看的。





青春永远充满忧伤，红颜或许真的薄命。《雪春》是刚失恋时写的。每天晚上踢完球后写到十二点，周末就写通宵，写了七天。之所以这么努力，是因为有一个能让任何挑剔男人都眼睛发亮的上海女兵每天把我写好的稿子拿去誊抄。我喜欢听她用惊叹的语调说：“哇，你又写了这么多。”她送稿子时会提些很有见识的意见。我则充当说客，因为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北京藉战友爱上了她，让我做她的工作。我说多了她便问我：“你自己为什么不考虑？”看着她那对忧郁的大眼我一时无语，内里涌满伤感。我说我现在还不想谈，我要好好总结一下这次恋爱失败的原因。“你的失败就是一条：对她太好。”她有些激动地突口而出。她以前劝我多次，别对她太好，那样效果不好。她这么说着，明亮的眼里流出绵绵不绝的忧伤。我想我写的信和那么多诗她都看过。因为她们非常要好，而且在部队任何人的情书几乎都是公开的。后来她退伍回到上海。除了新年寄张贺卡我们再没联系。我结婚后到她的工作单位：上海一个非常漂亮的陵园去看她并告诉她我的婚事。我们在一个小湖边谈了很长时间。那天天上还飘着细细的小雨。我们平静地说着话，说话间她静静地流下泪水。她的泪水使我的忧伤迅速地在心里涌荡开来，这忧伤几乎把我给淹死。临分别前她对我说了一句让我终生伤痛的话：“你太自私！你为了哥儿们的义气连神圣的爱情都会放弃。”一个月后我回到了部队。一天我忽然收到她的信，她告诉我她即将去英国。我立即给她回了封信说：“上海挺好，好好找一个男人你会很幸福的。你一个人去英国会不幸的。”没想到我的话竟成了一句谶言。几年后她才两岁的儿子死了，自己也生病回到上海并再也没有回到英国，把绿卡也废了。我非常悲痛。那时我和妻子都在部队，有时晚上我们带着孩子和她一块儿玩，陪她散散心。她抚摸着我女儿的头，泪水会像断了线珠子滚下来。有时我看着她抄的那四万多字的《雪春》和其他稿子及她的照片心里便灌满了无尽的哀伤。她是个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漂亮女孩。不知你看到过2002年日韩世界杯日本足球宝贝藤原纪香的照片没有？她很像藤原纪香。我甚至认为她比藤原纪香还美。高高的个子，匀称的身材，明亮的眼睛，银铃般的声音，温和的性格。上帝所能给予的美丽的东西都给了她。难道上帝真是以这样的方法体现她的公正吗？现在我真的不知道她的身体会不会好起来。但我从心底里衷心祝她健康。此时我又想起二十三岁那年春天，她站在东海舰队司令部田径运动会跳高场我休息的草地边上（而正和我谈恋爱的那个女兵却不肯在我身边），随时拿我起跳前脱下来的运动衫，因为她，我跳了1．73米，得第一名，还打破了纪录。我高兴得把所有的奖品都给了她。而她却有些遗憾。在那次训练时，因为她在边上，我跳出了自己的最好成绩1．81米。她高兴地跑到我面前说：“你背越过杆的动作真是美极了。”可是她现在病了。我一直对我妻子说，什么时候去看看她，却一直没成行。我几乎不写纪实文字，但我为她专门写了一篇。我准备放在下本集子里。





我的文字写出了我的哀伤没有？





和很多女兵愿意看我的小说形成鲜明对比，妻子从不看我的东西。或许是和她第一次看我的小说印象不好有关，也可能和她当女兵连长太忙有关。但她对我的写作不支持也不浇冷水。婚后她想把我调回上海，但我认为调回上海自己会陷入没有时间写作的泥潭而没同意。为此，我们都付出了代价。她怀孕后因工作脱不开依然在上班，在怀孕快八个多月的一天，她从连队宿舍二楼的楼梯滚到了一楼，昏了过去，当即被送到了医院就再也没出院直到我的女儿出世。当她的文书在电话里把情况告诉我时，我吓得顿时冷汗湿透我的衫衣。我立刻决定调回上海。为此我为她写了《倒影》。此篇后来获得了《昆仑》的一个奖和海军的一个奖。但她依然没看。





从一九八二年大学毕业分到海军东海舰队后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把大学的梦想付诸于行动：每天晚饭后踢完足球或者运动后便开始坐在自己的那破张书桌前，读书或者写作至到夜里十二点。夏天穿着高腰雨靴厚冬服防止蚊子吸血以免本来就营养不良的身体再遭外界的侵袭，冬天穿着绵衣大衣以抵挡从破窗门缝里吹进来的风，嗑睡了就到事先准备好地脸盆旁把头伸到冷水里，让自己嗑睡的脑袋清醒起来。写下的文字不计其数。现在看到写过的一摞一摞的稿纸，心里充满许多亲切。这是一种苦行僧的生活。可让我悲哀的是，我至今没写出我心中的好小说（《鱼为什么有毒》或许是我至今唯一稍微满意一点的小说），这是我的最大悲哀。但我会努力写出好的小说。我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的最本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在八十岁的时候还健康地活着还能够有精力写小说。





有阳光就有忧伤，这是我十岁那年感觉到人生的残酷和社会的险恶后就朦朦胧胧产生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浓烈。到上了大学这沉重的忧伤几乎使我毁灭。我一直在问自己，是不是我的心理不够健康？我认真看了心理学的书，还向一个在部队当医生的朋友咨询。她说：“算了吧包，别那么小资了，一个四十三岁的人在三十八度的高温天气里在太阳底下还会踢两个小时足球，他的心理会不健康？”可我还是把阳光和忧伤联系在一起。这种意象对我的人生真是一种悲剧。阳光应该是多么美好的东西！我一直在思考，良知、正义、善良、忠诚、舍身抗暴，一切人类繁衍至今的优秀品质，怎么如稀有动物一样渐渐地灭绝了呢？沉重、苦难感、责任心怎么会越来越少了呢？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怎么会越来越多呢？《鱼为什么有毒》不知写出了我的心情没有？在那年的上海作家代表大会的讨论会上，那些让我尊敬的大作家们谈了很多，在快结束时我忍不住打开话筒，我说我说两分钟讲了一个观点（我说了一半时，主持讨论的说时间到了下面还有别的议题，彭瑞高大声插话：让人家把话说完）：一个好作家一定要关注人的苦难，尤其是精神的苦难。





一九九八年从部队转业我才开始真正意义上接触了社会，接触了形形式式的社会人。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许多崇高的卑鄙的坦荡的委琐的憨厚的狡诈的还有貌似厚道实工于心计的鲜活人物，常在我累了闲散的时候走出我的记忆之门。这时我便涌满了冲动，非常想创作一些我们法院那些让我感动的美好事情和美好人物。但我只能端一盆冷水浇灭自己的热情。那年我在班车上听到了一个法官非常疲劳地说“嗳----今天累死了，开了七个庭”后我便写了《办完案就离婚》。小说发表后被领导严肃地批评了一顿。领导很认真地问我：“上海法院有这样的法官吗？”我惊愕得无言以对。后来我慢慢地理解了：法院人思维是证据思维。作家有两类：一类是靠生活写作，这类作家常常要去体验生活，否则他便难以为继；另一类作家则是靠想象写作，靠对生活的分析推理写作。托尔斯泰在谈及《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源时说：那天中午我午睡醒来，朦胧中一条非常美的女人的手臂跳入我的脑中。我在想这是谁呀？这就是《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源。已故的《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先生在谈到当前作家想象力匮乏时说过一句精辟的话：想象力是对我们这一代作家的严峻考验。





现在我已经人近半百，我心里充满忧伤。窗外的鞭炮响着。我边喝啤酒边敲着键盘，敲着我那逝去的青春往事。现在已是凌晨四点十八分，我依然睡不着觉。难过和悲伤像窗外阴冷的冬雨绵绵不绝地浇在我心上。我为自己和自己的同代人那不堪回首的有些粗野的青春而悲痛，为被自己年青时粗野地或者其他原因伤害过的朋友而忏悔，为生活在苦难中的最底层的人而祈祷。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就作为此文的结束：“思想家和艺术家应当和人们共忧患，以便找到生路和慰藉。思想家和艺术家命中注定永远是要感到痛苦。” 





非常感谢我的朋友王万珂和我的父亲，他们用了大量的时间为这本集子做了校对，并提出了宝贵意见。





是为记。





                                     二00三年二月一日凌晨四点二十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