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炮轰鲁奖：反腐败也应指向文学权力

                 炮轰鲁奖：反腐败也应指向文学权力

    “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   ——鲁 迅《我还不能“带住”》)

　　“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

　　　　　　　　　　　　　　活在“文学权力圈”只能苟延残喘

　　这些天，最热的文化事件，是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引发持续争议。鲁奖既出，有得奖者遭骂，有失奖者抗议。赞歌与口水齐飞，文学与权力共谋。

   　文学奖，满地伤。到底伤在哪里？伤在文学看不到端庄体面，伤在评奖看不到公平正义。原因在哪里，我以为，就是因为包裹在“文学权力圈”，造成公信力丧失，沦落到苟延残喘之境。
 
　　这次鲁奖最不受待见的得主，是四川大学周啸天教授。周啸天遭受的质疑、批评、嘲讽甚至谩骂，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波高过一波。那么，周啸天到底冤不冤？

　　不冤！“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二八翁娘八二翁，怜才重色此心同”、“港台慷慨尽解囊，大陆富豪莫羞涩”……他诸如此类的诗词，不，顺口溜，确实掉价。单凭“鲁迅文学奖”这个组合概念，怎么也不弱化和矮化到这种地步吧？没能以文学实力为自己提供支撑，站到鲁奖舞台，注定让人喝倒彩、喷口水。

　　不过，周啸天也有冤屈。从他晒出的文学成绩单来看，人家明明是个票友，就算自不量力地站到前台，就算舞台老板给人家上台表演机会，但是，演戏做戏也应恰到好处，适可而止吧。硬是把票友捧成台柱，树成角儿，这分明就是“捧杀”，就是“示丑”。从某种意义讲，做出这种行为，周啸天被羞辱谩骂，只以说是评委存在问题。

　（本届鲁奖得主周啸天）

　　评委问题在哪里？就在于权力干预文学。所以，批评鲁奖评审机制，远比揪住一个周啸天不放更有意义。

　　这届鲁奖结果出来后，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作品获得零票，引起阿来抗议；如果有心去搜查一下，就可以从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刚发表的《关于鲁奖落马的告白》中，深切感受到相关评审与权力的关系。这一切，都在指向，鲁奖出问题，根在背后那个由评委组成的“文学权力圈”。

　　所谓“文学权力圈”，不只是指那些专家作家拥有审判作品的权力，更重要的还是这种文学权力容易受到行政权力的驱动，进而形成恶性循环，来剥夺价值。举个最容易被感知的事例，就是以前鲁奖出现“先当鲁奖评委再得鲁奖”的现象，这种情况，当然就让人会给人“风水轮流转”、“排队分果果”的感觉，自然就让人觉得是文学的一种期权效果。

　　当裁判作品不是交给读者，当评审标准不是依据价值，这样的鲁奖评选结果，注定会因为权力干预文学而失去公信力。鲁奖活在“文学权力圈”只能苟延残喘。所以，不要只是去怪周啸天在羞辱鲁迅，羞辱鲁奖，更应该反思权力为何如此提弄作者，羞辱鲁迅。

阿来三问鲁奖能否撼动文学权力

　　8月16日，作家阿来终于通过四川在线、川报观察客户端发表声明，就自己参评作品《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在评奖体例、评奖程序和作品质量上的争议三问鲁奖，将争议推至最高潮。值得欣慰的是，这样的高潮，不是喧嚣，而是理性。

　　“很多人劝我作沉默的大多数，不然就是永远自绝于这个奖项”，阿来这样说。最终，阿来选择抗议，他认为这不仅关乎个人荣誉，更关乎社会正义，更关乎文学尊严。

　　诚哉斯言。鲁奖不幸，“打油诗”当道；文学不尊，被弄权者侮辱。幸运的是，还有阿来，还有批评，还会有更多人不做“沉默的大多数”。阿来三问鲁奖，其实为这场争议提供一种更加趋向理性与深度的议程设置。

　　这三问，一指体例，揭露中国文学不开放，无创新，作茧自缚，固步自封；二问程序，揭穿中国文学评奖过程无正义；三批质量，批评评委对历史无知，对现实狭隘，缺乏常识与专业。由此，直接展示鲁奖背后的中国文学生态，是被一些弄权者在“假文学之名以非文学的手段伤害文学的尊严”。

　　

（最后以零票无缘鲁奖的作家阿来）

　　不做沉默的大多数，勇敢挑战文学权力，展现的恰恰就是鲁迅精神。“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鲁迅这个警句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都具有特定的普适性。中国文学沉渣泛滥，积习难改，就与文学土壤也生长着太多鲁迅笔下那种“戏剧的看客”有关。

　　阿来直指“评委大人”无知无道，强调愿意看到评委们的解释与澄清，让我想到鲁迅当年与“现代评论派”那些叫作“正人君子”们的论战。“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不得不说，在今天，掌握中国文学话语权的不仅有太多这样虚假伪饰的文人，更可怕的是他们已将这种文学话语权转化为相关的行政权力。

　　当年那场论战引发鲁迅很多思考，也促发他的创作进入一个高潮。那是因为，那场论战的灵魂拷问，从历史到现实，从思维方式和情感心理，不仅指向“对手”，也指向自己。现在，阿来也有清醒的认知，“得奖与不得奖，我都得继续上路，进行我独自的寻访。”没有得到鲁奖的阿来，却以淋漓尽致的三问，弥补当今鲁奖最缺乏的“鲁迅精神”，这又是何等的吊诡？接下来，针对阿来三问，文学权力是选择沉默，是打击报复，还是积极回应呢？

　　不论如何，针对届届争议的鲁奖，应该都应回到文学专业、文化体制以及评奖机制这些关键问题上，通过争议提供的议程设置，一步步来将批评分析转化为现实力量，去真正触及那些掌握文学话语权的既得利益者，去把文学权力也关进笼子里，来还原鲁奖的纯洁性，发挥鲁奖对中国文学的良性激励价值。多年的鲁奖乱象，也应该去催发反文学权力的腐败了。只有这样，这场关于鲁奖的争议批评，才不会再变成迅速风干的口水。

鲁奖沦陷应对文学权力进行问责

　　
　　连日来，人们还在揪着四川大学周啸天进行批评，这个新晋鲁奖得主，算是被口水喷惨了。从周啸天被集中展示的“代表作”来看，那些“打油诗”的确堪比当年获得鲁奖的车延高“羊羔体”，从文字到内容，都是粗鄙苍白。也难怪有专家狠评称，周啸天获奖“是对鲁迅的最大羞辱，是对文学的最大羞辱，是对古诗词的最大羞辱。”

　　不得不说，得奖如此挨骂的，还是少数。对绝大多数鲁奖得主来说，拿到这个奖项，绝对就是一个文学身份的标志，这种身份最终会转化为特定的文学权力。比如，以此在地方文学界可以拥有特定话语权，可以在作协、文联之类的“机关衙门”里谋得更好的身份地位，甚至成为职务晋升的直接推手。

　　可以肯定的是，鲁奖关联着文学权力，还有着太多的变现空间。只要了解一下相关常识，也都会明白，拥有鲁奖，名利双收。事实上，各地也都在很多鲁奖得主进行各种嘉奖褒扬。当然，鲁奖背后的文学权力变现，也并不都是短期的、直接的，更多时候，是长期的，是隐性的。

　　比如，我注意到，一些鲁奖得主选择与教育部门“联姻”，到各级学校以开讲座为名，来打通一条更为宽阔的卖书渠道。这种行为，就如同歌手走穴一般，通过不断复制，玩起鲁奖连连看，图书打包卖。也正是因为“名利权”的强大驱动，追逐鲁奖才越来越成为文学圈内最竞争激烈的赛事，也滋生出林林总总的怪事来。

　　除了得奖或挨骂，或受追捧，还有就是没得到奖的，有的遗憾，有的懊恼，有的委屈，还有的不服。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三问鲁奖，从专业、程序、体制等各种环节，也都清晰明证着鲁奖太有太多非正义；而连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这种体制内“高官”都能发表《关于鲁奖落马的告白》进行揭密，直指评委被要求不能投他的票，从中也不难看出，鲁奖评审受到权力干预的内幕。

　　
（揭密鲁奖被打招呼的梁衡）

　　鲁奖在“名利权”包裹之下，在文学权力的干预之下，可以说源于文学权力，甚至是源于直接的行政权力，最后也转化为新的文学权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学权力拥有的话语权，过去一直很难被质疑。事实上，这些年除了像车延高、周啸天这类写出“极品”文字的人被疯狂质疑，也很少有鲁奖得主被拿出来全面盘点分析。这是因为，文学权力面对民意，在需要讲文学的时候讲文学，在需要用权力的时候用权力。左右逢迎，自得其乐。以前鲁奖甚至出现“本届做评委，下届获大奖”。这一切，从某种意义讲，标志着鲁奖早就沦为“文学权力圈”内部的“分果果”游戏。

　　“一个人，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自己。”福柯曾这样说。文学权力可以干预评奖的公正，但是，绝不可能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围绕鲁奖的乱象与争议，归根结底，也就是因为这个文学奖没能传递应有的文学价值，成为没有标准没有原则的权力分红游戏，最终让文学界的一些投机者通过拥有文学权力，获得巨大的变现空间，成为既得利益者。所以，针对鲁奖乱象，针对文学权力疯狂变现，现在必须拷问这种行为的公正性，进而对文学权力的失范行为进行问责。换句直接点的话，当前激荡人心的反腐败，也应指向文学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