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彦组诗《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芦苇岸《2016年〈民族文学〉年度诗歌观察》中被评论，谢谢芦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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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进程风生水起的当下，如经幡般独立于精神世界的少数民族诗歌，在诗人们的坚守与日益精进之下，既保持着对汉语文学语境的深度融合态势，又强烈地持有跨越自身历史语境的节律，尽管面临纷纭的外部世界的冲荡，却依就不失高贵的矜持与责担。综观2016年《民族文学》的少数民族诗歌，整体呈现出如此精神气象——
根植母族传统文化书写与情怀深耕，在不断的实验探知中破局地域文化屏障与经验世界的界限，自觉汲取多元诗歌养份精修技艺，于文化断层的绿洲上开掘乡愁富源，唤醒族群根性中的自省意识。诗人们关切自然万物的痛感，痴心于山川日月的爱恋，抒发敬畏自然的真情实感，在物我二元对话中建构心灵诗意，修补生活现实与诗情勃发之间的冲突，并赋予本真的思考以时代精神的浇灌，以更加开放阔达的姿态与汉文化背景下的新诗潮达成合唱的默契。一些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文本即便放在当代诗歌的前沿考量，展现的竞争力也毫不逊色，无论诗意洞察的创造力还是作为诗歌本体的美学实践，在对应复杂的现实与多元审美意义的表达上，都同步地打开了可喜局面。各个年龄层次和各种精神向度的诗人及作品的汇聚，犹如漫天星辰，提着微光不灭的灯笼行走在幽远的山谷、朗阔的原野、寂静的乡村，空茫的街市……
朝鲜族诗人金哲的《故乡》就沉湎于人类的恒久主题，故乡承载了人的出发、存在、归宿与命运轨迹，在生命高度展开了情感浪潮的扇面打开，“故乡是/悲哀时寻觅的/孤独的地址！//故乡是我心里/没有番号的/断肠的追忆”或许是出于高度的情感自信，诗人在开篇领起时，就敢于用大嗓子——孤独的地址！突然的爆破音，验证了故乡的承受程度。孤独是人类精神的墓碑，但也是精神远涉的灵魂修道院。在诗人的潜意识里，故乡作为身心依赖的重度情绪，被合理分配于“故乡是悲哀时寻觅的孤独的地址”与“故乡是我心里没有番号的断肠的追忆”中。暗喻的连句成势，铺排成行，不断突破意义局限的故乡。显然，诗人的胸中故乡早已大于现实故乡。由于先念的情结使然，作为文化符号意义的一些诗歌意象开始倾覆其中：水库、破旧的草屋、成熟的季节、战栗的记忆、撕裂……其后的诗意造象，虽然随着情感转换而移步换景了，但“故乡”的忧思质素却首尾参灌，绪念合一。当然，就诗意的现代性而言，我更愿意诗人的故乡是这样的：“我庭院的一片青翠/夏季小鸟啄食后飞走了/一棵银杏树/抹掉小鸟寒酸的影子在轻轻摇晃着肩膀”……因为，基于存在主义哲学的“故乡”只是一个笼统的事实，那么，故乡其实就只是“味道”，味道，啊！可是个谁也无法逾越的“教义”。
相信如此高妙的诗意提炼必然与诗人们的老道劲辣息息相关，因为只有岁月才能给修行提供终结答卷。在金哲们的诗意诉求里，皈依性的操守无需更多的技艺加载，返璞才是唯一的大道。博尔赫斯老先生就说过：“完全没有必要认为诗在文字里、在思想里，或者说在对宇宙的美学理解里。我个人在上了年纪后，觉得诗基本上就是在句子的语调里，在词的换气处。”气顺灵便，言真意从，势随笔宕。诗写到归真的份儿上，定然服从气息的使唤。蒙古族诗人阿尔泰的诗歌《故乡的土》，直截了当地择取传统的抒情方式，明是抒发故乡的泥土，实则是抒发生养安息之地的执着深情。诗第一节中有两处运用叹词“哦嗬”前缀“故乡的土哟”，形成前呼后应的回咏，透彻地表现诗人单纯而炽热的美好心愿。第四节中，情感高潮乍起，作者先比喻“诗人是一株苍翠的大树，扎根在故乡的土中”，把诗人与故乡的关系点明，接着抒发“诗篇是那缀枝的硕果，轻荡在故乡的风中”，把诗篇与故乡的因果道透。第五节陡然拔高音量，吟颂道：“我小巧的乌兰淖尔/我巍峨的大青山/是啊，你们都是光芒/是永不熄没的光芒/是从不低头的光芒”。至此，一种熟悉的蒙古长调从沉郁宽广变得高亢明亮。诗与歌媾和一体，展现了一种原生态的诗学风范。
在中国诗歌的传统语境里，诗人专注于地域、故土、乡情的共生话题，打开类似于大家熟知的福克纳似的故乡半径的“细说”，多成宏大气象，文脉传承历史悠久，在源头性的《诗经》、个人化文本建构的《离骚》，以及传诵度最高的唐诗宋词里，比比皆是，这种抵近地域的不二之心，也是鲁迅定论“越是民族性的就越是世界的”的精神底背。我们也因此看到，正是这样的情怀顺承，当下诗歌的不少好作品都与地方性有关，或关联很深，而这其中，尤以生存形态更具得天独厚优势的少数民族诗人所擅长，比如：“是中午，一个女孩蹲在黄河边/一下一下，漂洗着她手里的白手绢/看那姿势，不是在漂洗手绢/而是擦玻璃似的，用手绢擦拭黄河”。满族诗人高若虹的《去看一棵树》，长于叙述，笔法细腻精准、简洁传神，较好地展示了具有民族形象的个人如何屏蔽于喧嚣的现场，专注于潜修静养的光阴。展现了较好的诗歌素养，和捕捉事物的敏锐力。在诗人笔下，运草的驴，是“一块会走的石头/在黄河滩上缓慢地移动/高过驴的一车草，像涌过来的一峰浪/时刻要将它拍倒，淹没”。诗人锁定黄河文化辐射下的风物的即时情态，观察细致，文法训练有素，在想象与现实的二维开合上，游刃有余，因为这精于用词炼句的自信，或人，或物，或树，或石头，都能产生夺目的形象感，引发二度的阅读情怀深处的痛感。
藏族诗人牧风的组诗《甘南之上》执着于地域经验的诗意书写，诗人眼里的自然，以散点的形态投射在空旷而孤寂的桑科草原上，而正是在这片云朵和阳光都美妙得如同梦境的地方，诗人相守格桑花，在经卷里读出境界，感知如爱情一般美好的时辰……在一系列草原特色的风物呈现之下，诗人与故土深情凝望。这种对出生地的深度打量，让一个诗人在平静中接受“精神的洗礼”，甚至，在他看来，九月的菊花，亦被赋予通灵的人性，“眨动眼眸，九月的甘南与我的视线最近/金盏之菊把辉煌的梦在秋天打开/我抬起希望之光，远眺秋之原野/是谁在忘情地歌唱这金色生命拨动的恋歌和梦想？”诗人之心，只有与万物达成高度默契之后，才会打通通往精神世界的遥遥路途。牧风因诗情的纯粹与专注，获得了明亮的精神回应。
“割掉我眼窝的两穗泪水”，一把镰刀折射的历史变迁，令人难忘。一个细节，一笔写意，了了勾勒就把个人情感触觉与乡土情怀巧妙地胶合与展现。整个读来，满族诗人徐国志的作品都散发着浓浓的泥土气息与草木清香。不难看出，他有着丰富的地域书写经验，对乡人乡事、大地风物的细微嬗变了然于心。他绘声绘色的精微描摹，唤醒了远去的生活记忆，为雾霾时代留住了稀缺的乡愁。他用分行超越农民画，获得了更丰赡的艺术妙趣，种种温馨撩人的情景，将农耕文明背景下的少数民族生活再度复兴。因此，他的组诗《大地之盐》，既是生活沉重的点睛之笔，又是岁月美好的诗性见证。在诗人眼里，劳作的父亲脸朝黄土背朝天，他侍弄的稻田，昭示了宁静的美。“一田田稻苗像我的方格本/只是父亲将稻苗栽得方正/阳光将父亲的脊背烤出盐粒/汗滴沿着胸腹砸碎稻田/这些椭圆的闪光的汗珠啊/将天空击破，让泥水受孕/又被秋风拾起，层层裹紧/再由云朵充实，阳光烘烤催熟/黄金的稻穗啊把金黄的稻茎压弯”。这些带着盐粒的细节呈现，在想象的作用下，与我的童真构成和谐画面，散发着稻作文化的光辉。
尽管有时不免“离乡”而出行，诗人们骨子里亦有他乡即故乡的真诚。普米族诗人的鲁若迪基的《在扶阳古城》，采风于僻远的山野，自得于多娇的大地，和石头对话，与草木交心，以对世界的洞察观照自身的内需，因而有“大地是需要缝补的/如同补丁消失了之后/我们还需要缝补生活”诗意发现。值得关注的还有，壮族诗人韦武康的《在一片草丛里》、藏族诗人蓝晓的《一个人的草原》、蒙古族诗人斯琴夫的《草原的味道》，都以植物之心或感怀卑微事物，洞悉内心修为，或以地域的开阔，观照自豪的情愫，呈现灵魂的境界。壮族诗人韦武康的《在一片草丛里》、藏族诗人蓝晓的《一个人的草原》、蒙古族诗人斯琴夫的《草原的味道》，都以植物之心或感怀卑微事物，洞悉内心修为，或以地域的开阔，昭彰自豪的情愫，呈现灵魂的境界。其他如，藏族诗人曹有云的《海拔三千米的钢琴》的奇特想象、藏族诗人格桑多杰的《早霞》唯美寄情等，也都不乏亮点，值得细细品读。
这些少数民族诗人及作品，具有深度的原乡情结和深入民族根性的生命意识，诗人们在更高意义层面书写本土意识，打开精神按钮，加速度进入民族文化与文明演绎的核心地带，已然迈开了与汉族诗人并肩致远的矫健步伐。
在列夫·托尔斯泰看来：“人类被赋予了一种工作，那就是精神的成长。”作为少数民族诗人，身份认同的内驱力，促使他们的写作从出发的那一刻，就带着本色的领旨于文本的诗意书写上路，假地域而抒真情，受神谕而发原声，表现出诗与思的独特内涵。
在新诗百年的节点上，通过不俗的文本表现展现出一个卓有的少数民诗人在参与当代中国诗歌进程中的积极姿态。少民族诗人的韧性，助力他们在寂静中思考精神在场与本民族生活现场的诗性可能，在苍茫现实与强势语言的合围中，书写个体经验与外部世界共生的聚合与裂变，汇入滔滔诗潮，为自己立人夯实灵魂底色的同时，也给中国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多元的诗写标本，表现出较突出的文本实力。
同样值守于诗意的安静，羌族诗人羊子与生俱来的山地情怀中，将族群特性与生命感知作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的诗句不由让我想起获过两次普利策诗歌奖并在2010年荣任美国桂冠诗人的W·S·默温曾经写下的诗句。“我踏上山中落叶缤纷的小路/ 我渐渐看不清了，然后我完全消失/ 群峰之上正是夏天”。 羊子的《群山上的孤岛》有着辽阔的寂静、松散的抒情音调和自由的行吟风度，“安静中我看见自己的身体清澈见底/看见万物的重心与地心同步/翻转和悬空的姿/势与山水同步/我与自己同步”。这种诗风近似于母语的言辞表现力，将人与自然，与故地的关系表现得入木三分。
在诗歌创作中，关于语言与自身的紧密关系，汉族诗人路也在评价默温时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其实，对于一个母语力量足够强大的人，任何外来语都不可能破坏它而只能补充它丰富它，外语和母语相互映照，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另外一种语言重新找到自己的语言，找出词语和经验相联系的最真实部分，可以取长补短，增强我们对语感的控制力。母语是存在于血液里的，是一个人语言的DNA……”当我们带着这样的辨识性眼光介入2016年《民族文学》刊发的诗歌时，很轻易就能捕获母语基因作用于诗歌而生成的喜悦。
满族诗人巴音博罗、姜庆乙和宁延达，苗族诗人张远伦和末未，细察他们的诗歌，发现就文本质地而言，已经升格到可以比肩任何汉语诗人孜孜以求的高度。他们以带有前倾的姿态滑行于当代汉诗的飞地，骨子里依然有着民族性语境的烙印。单就作品的艺术成色而言，巴音博罗的《大西街的旧物市场》、姜庆乙的《在大地栖居》、宁延达的《漫步》，在气息上都已经和现实生活水乳交融，甚至表现出剥离都市化进程的褶皱，而沉静于精神的驻足与回望，表达从容、自如。内容的信手拈来，与语言的现代性展现，无疑加大了诗意拓展的空间，也为少数民族诗人逸出抒情圭臬，架设了形象坐标。
尤其是，在把前沿的诗学探究提高到创作自律时，诗人与诗歌本身，就会触碰奇异的火花，张远伦的《木头内部的声音》已经超越高音大桑、定势于高蹈抒情的、被传统认知贴了标签的“少数民族诗歌”。他的写作已经表现出对内部肌理中的意识拔梳和心灵内视的特质。静听，是他诗歌的一大关键词。“木头内部的声音/很幽微”。这样的调值，起码让诗歌的现代性有了依靠和自足的底气。
相对于张远伦诗歌鞭辟入里与思辨征象的突出，末未的诗歌依托梵山净水，将地域的积极意义转化为精神标高，因而不缺干硬的刚性质地，后现代的片断性与迷离色彩十分明显。生活化的机智，同步于现实的脉动，让他的诗意及物而沉实，表现出紧贴当下的宽阔，以及重构诗性情怀的可贵。
“诗应该具有某种直觉的成分，能够触及人类情感最深奥的部位和他们生活中最微妙之处”（塞弗尔特:《我为能感到自由而写作》）。这种以世界性诗歌脉搏为文本参照的高标准严要求，在近年来的《民族文学》诗歌中，渐成气象，而2016年度，一大批新世纪以来跻身中国诗坛生力军方阵的少数民族诗人，也点亮灯笼，汇入寻找远方的熙然路队，可喜可贺！
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尖端，要求诗人的创作在时代语境中游刃有余，并运用自己独特的词汇和神奇的意象整合来彰显诗意。在某些语词的运用上，藏族诗人白玛央金很好地借助了他的本民族语言谱系，用词准确而不夸饰，“牵走草原尾鳍上曼妙的歌声/我的双眼沿着山脊爬行/歌声被无限拔高拉长/我用山的语言互诉衷肠”，“有一天我需要斜倚着老树/或许已经躺倒/我依然会安顿在一只羚羊的眼睛里”（《总要不停行走》）。耽于生命原初的神性赋予，同样作为一种依托地域的诗意观照，藏族诗人曹有云倍加珍惜城市化进程尚且还不能染指的“荒原”，他的爱与真情，始终饱含热泪，却一直“静默无声”。土家族诗人宋庆莲在一首《樱花晃动的春天》的诗里，没有把单纯的浪漫主义进行到底，她以命运的审视，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人生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猝不及防/比如命运，心动，或者是一个隐喻的诗句/像一只蝴蝶从明媚的光中飞来/忽地一下撞入胸怀”。在壮族诗人费城的眼中，夜晚“像一条无法折返的高速路/朝向心灵的圣殿潜行/寒冷逼近，丢失翅膀的铁鸟/抬头望见星空”，一个人行走在人世，“身体里的凉意，源自童年”，唯有“捆扎往事，将疼痛砌入年轮”，才不会成为一个心地荒芜的人，仿佛野草一般，不知去了何处。费城的诗，因为文本内力的自觉，而展现出当代汉语诗歌的诗性语境及其探索进深的现代性。
回族诗人惠永臣近年在诗坛表现比较活跃，很勤奋，他的这组诗在赋予神性的阿尔金山的安宁中，获得了一种发自生命原初的自足，读来意蕴深沉，眼界高迈，在人与自然的打通和内视上，持续传递着沉静的力量；而寂然中“和一株草面对面坐着”的土家族青年诗人徐必常，从多维视角切入深度的“小地方”情结与诗意挖掘。“在这时空中坐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像一对老夫妻，一次又一次朝对方微笑，咬牙切齿/一次又一次打开那盛着往事的坛子/一次又一次微闭着的眼睛，深呼吸”。在一棵草的身上，读出了多重语境，及其语意覆盖之下的民族情怀，从而揭示出“扎根故土”的最高意义。
坚持母语写作，是少数民族诗人精神本色的主要承载方式，精微地展现了少数民族诗人向世界展示独特发声的渥裕特质。这些诗人情感里的诗性意展现，既有本民族精神的宏大映照，同时也直观地介入个体生命里的浪漫情愫并打开他们细腻的内心世界。比较特别的是，这些在本民族里成熟度与知名度都很高的诗人，作品经同胞翻译之后呈现在读者面前，变得新鲜而有趣，进一步直观地展现了少数民族文学多元发展的事实。
维吾尔族诗人排日代•亚库普在组诗《因为有一声把我呼唤》，无论形式或内容，都带来了一种对接“传统”的惊喜。读他的《我来》，耳边回响的是《诗经》韵味。“我从土中来/我从水中来/我从火中来/我来，是为了看/我来，是为了爱/我来，是为了来/我来，是为了去/我不是凭空而来/我来，是因为有一声把我呼唤”《我来》。重章复沓中，单一性的情感指向，开始朝着丰富的意味迈进。内涵旨意也切合诗歌的源头，重章叠句，是《诗经》的基本结构，也是诗歌对情感加载的一种有效路径。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对于维吾尔族诗人吉利力·海利力来说，无疑是《灵魂的表白》所要达成的效度。诗人以“梦见童年”开篇，导入大胆的联想，用意象支撑灵魂发出向上的真声：“我给夜里的惊雷注入声音/点亮了星辰之路/阳光，闪电/照亮所有的路/遥远的旅途有爱的陪伴。”诗作的意蕴虽然简单，但胸臆的直抒较为直接地袒露了昂扬向上的品质。亚里士多德在《灵魂论》中阐释过博大、永恒与纯真的“纯理灵魂”。相比哲学的深究，吉利力·海利力用诗歌感悟到，在通往“星辰之路”，正是宗教境界的必然，其中行为性的“点亮”，更加形象地提升了个人“心志”的诗意表现。
朝鲜族诗人全春梅将诗性视野投放到远离喧嚣的偏远之地，不管是易碎的“瓷”，还是苦难中煎熬的农民工，在城外，在旷野，以“碎片”的姿态，呈现岁月的美好和人性之真。“祖先跪在耕耘过的荒野上哭了/深邃的瞳仁里萦绕着/来自千年后的图腾”，彝族诗人阿克日布用母语诠释“不老的荒原”，对彝族人民在洪荒岁月中的奋进和图腾崇拜进行了情怀磊落的重构。在现实中回望历史，致力于用智慧的犁铧，在脚下的土地上种下昨天，延续血脉。哈萨克族诗人叶尔兰·努尔得汗的诗歌《被缚的骏马》，激情四溢，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赋予诗歌中的自己奔跑的力量。以骏马自比，让他获得了奔放豪迈的气概。尽管“忧郁如蛇缠绕在我的臂膀”，但诗人深信“诗歌拖着春天最初的绿荫/飞奔如火狐，如烈焰”，于是， “我”与“你”（骏马）之间，互为参照，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鱼水关系，由此而生发“未来”与“绚烂鲜花”及“金色硕果”的对位和意义暗示。
以纯正母语写作的少数民族诗人，长期浸淫在传统文化和古老历史记忆，以及乡风民俗之中，诗意自然多有边地人文气息的俊逸与幻美。维吾尔族诗人米日完古丽·尼牙孜的诗歌《你是我的传说的开头》，以精巧的构思抒发对“雨水”的赞美，直言这雨“是上帝之恩”，祈福求雨是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诗人的诗句也有祭司的口吻，一种被说出的又高于日常口语的神圣感沛然而生。因为这雨已经提到上帝恩泽的高度，所以这雨就与光、诗句、花儿、泥土、灵魂等神性意象发生关联，再辅之以回归、溢出、绽放、翱翔、芬芳、燃烧、纯洁等动词与形容词，形成虚实相靠的艺术张力，将雨的温暖与爱，想象成“我朗诵的诗篇”，最后归入“每一颗心”，滋润万物生长，迎接阳光的照耀，“你是我传说的开头/你是我传说的结尾”。诗的结构考究，布局周全。这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少数民族一以贯之的工匠精神，对于高贵与圣洁的东西，骨子里匿有无处不在的精巧意识。
作为当代少数民族诗歌新鲜血液的一部分， 2016年的新面孔新诗作，呈现新的力量和潜力，文本质量不菲，艺术表现可圈可点。他们的诗歌，因为年龄优势，以及接受汉语的条件和能力比前辈有优势，因此在使用汉语写作的时候，入诗较快，诗艺及修辞中少了一些外在套作与标签化语义的干扰，而能迅即氽入诗歌文本内部的艺术张弛的本体之中，又因地域脉承的基因使然，书写个性鲜明，语言鲜亮灵动，内容兼具时代镜像与个体情感的欢悦与忧思，以及精神存在与心灵诉求的哲学思考。文本表现抢眼，诗性强力。
在全球化语境趋同日益严重的当下，诗歌的语言体系和书写边界越来越模糊，但是在少数民族诗人笔下，依然保有独立于现实生活的诗性诉求。城市的繁华充满了诱惑，他们离开家乡，在城市里寻求生存机会，这种居无定所的游弋生活，无所缺失地在创作中客观反映出来。在当地已有较高知名度的藏族诗人德乾恒美，浸淫诗歌的功力已然不浅，在《夜幕下的合唱团》中，他这样写道：“南川西路大堵车，我踉跄跳下船/是一地的碎银，前方昏暗，有烧酒/民工躺在皮卡车后，一辆车冲过/扬起一团灰，尘土在灯光下唇枪舌剑/喝干二两，喧嚣才去。酒醉，困顿四起”。人们的精神漂泊于凌乱的现实困境，孤独而无助，只有在醉酒中梦回故乡。“满园秋色，被大雨浇了个七零八落/又拖拖拉拉，下了一宿，连魂儿也湿透//夜半酒醒，叶落满院，走下台阶/是一地的碎银，水波荡漾，波及遥远”。自然作为一种诗意突入的介因，引起诗人情生于景，打开绵密乡愁的抒发。这样的乡愁绝对不属于某一个人，它属于千千万万个在异乡打工的少数民族诗人，托起了他们的精神底线，平衡着它们心中的道德天际。
2015年参加鲁迅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的水族诗人韦永， 2011年才开始业余创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出手不凡。她在2016年第2期上发表的组诗《种子回到种子》，读来耳目一新、令人欣喜。她的诗歌在题材上展现的宽阔度是开放性的，若以未来为参照，诗人的写作面无疑非常重要，这和阅读的广博一样，毫无争议地受惠于对写作者的精神走向与成熟度的影响。因此对于韦永，她的爱与真情，想象与自由，在接地时，没有自设藩篱，而是率性地打开了诱人的扇面。她的诗歌，经由地域情感的诗性书写表现出迷人的灵性，诗歌中的那种“味儿”，逼真地反映了水族生活的神秘性在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诗人韦永这儿，被节制地、隐忍地、富有张力地传达。“女巫在江边燃一炷香/给苦难者测字改运/那些咒语像冬日的光斑/温暖不了被苦寒浸入膏肓的人”（《冬日的都柳江畔》）。这种隔绝尘世的生活书写几乎是不由分说地将“此岸”的“我们”带到那个魔幻现实般的神秘世界。那是水族世代遗传的秘籍，韦永给予其诗歌以智慧和有主见的不盲动的辨识。韦永的诗，源自地域生活经验与自身心灵感悟的投影与重构，触发自由，抒情节制，其所隐含的淡雅感伤和对族群文化内部的精神细察，以及隐忍的现实批判，都值得期待。在个人化书写和公共语境的对接与切合上，细腻、空灵，具有较好的阅读感受。
彝族诗人超玉李也以年度新人身份跻身2016年的《民族文学》，他的《幽州怀古录》静雅迷人，这种借文史意象抒今人之情的表达，让字里行间弥散着安闲的古意。他的诗，思接唐代诗人陈子昂，与之形成一种空旷的复调。“从幽州台掠过/我立刻从大地上跳起/确信那人姓陈/一定可以和我大醉/一定是我宿命中注定的朋友/叫住他/在落日的梦境中，我心凄然/他心怆然/我们相拥，在荒野中大摆酒席/在月光下酩酊烂醉/然后抱头痛哭/泣成两个泪人/大滴大滴如捻珠/簌簌落入杯中，饮泪当酒/这两个苦命的人/这两个相依为命的人”。诗人以个人的精神诉求反映人类的大孤独，祈之于诗行的引领去找寻灵魂知音，穿越时空，隔代共鸣，获得了“灵魂对话”的超验，显现了不凡的诗意气度。
诗歌的现实难处在于如何通过对外部世界的乱象甄别，把那些困境中的负能量转化成自我温暖，并由此而积聚更为广远的艺术感染力，诚如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意识到深陷一种“反对者的热情”会不会让自己在诗歌写作上的创造力枯竭，而积极投身于“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的书写之中，因此成就了一种真正的诗意广阔。来自社会底层的回族诗人阿麦是名副其实的“新人”，但他的诗，却有着负重中的向上品质，其组诗《风中有人招手》就说出了暖人心扉的寂静和展开了寂静中心灵洞察。在《静坐》中，他写道：“太阳偏西，我在小西湖公园静坐/草木依旧枯萎，像坏心情降临/口袋里的罚款单是早到的蚊子，叮咬着司机黑色的脸孔/小南风吹拂，脚下的黄河水浑浑噩噩//此时的托马斯在西方行走，所有的动词开始水流湍急”。诗以小令一样的灵动，说出了即时状态下的人世隐疾，一张罚款单预示的世道，如湍急的黄河水一样关联着一个黑色脸孔的被蚊子叮咬着的司机。这小南风吹拂的“静态”之下，是剧烈的人世漩涡所裹挟的“不平”，诗因此而极富张力，长句子的铺展在意绪上加大了内涵的延展性，可见功力。他的另一首小诗《母亲》，也是言简意赅，简约而不简单，“难道我是只邪恶的蜘蛛吗/我的成长以吃掉你的手足身体……/为代价吗//主啊！让我变成一粒尘埃吧/这样你不会再变老了”此诗以忏悔的口吻抵达自我的精神救赎，完全改变了少数民族诗人只会沉湎于牧羊曲似的自恋，或推销的土特产一般的风情飙歌，而不回避现实，敢于揭示隐痛的根源，却又不消沉颓废，触底的力量加载昂扬的温情。这样的诗人，他的心胸是敞开的，视野是多维的，既心系穷困之人，也会为被杀的驴飙泪，这样的厚道真情，境界里其实洒满阳光，萦绕着美好的音符，故能同时驭笔于这样的静美：“在松鸣岩/花儿舒展绿色的翅膀，在云端飞翔/瀑布飞泻而下，涤荡山水间的泥身/天空盘亘的山鹰/像天启，在湛蓝的天空拉着铁犁/于是，世界更加静谧唯美（《松鸣岩》）”。值得一提的还有彝族的英布草心，被以“本刊新人”的形式隆重推出，证明其作品《爱的十九个音阶（诗歌八条）》的可读性，其诗赋予爱以音乐的特质，集诗意与乐感于一体，续展抒情的本源，在形象化的经验中摹写内心的挚爱与真情。
诗歌不仅是指涉幽微情愫和复杂灵魂世界的显影液，也是时代精神和主流意识的留声机。作为主题活动的诗性叙写，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重走长征路，无疑激发了少数民族诗人们激情如火般的“赋比兴”。侗族黄松柏的《湘江之上》，布依族诗人杨启刚的《红军从我的家乡跨过》，土家族诗人仲彦的《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等诗篇均深情并茂，从宏阔的架构，导入历史的细部，他们的眼光穿越烟火风云，停泊在战火纷飞中的羊肠小道，跟随先烈的足迹，洞开远逝的“第二现实”，这些诗歌，已经不再满足于激昂的号角和奋不顾身的冲锋哨，诗人们已经懂得将抒情的调值等同于自己民族唱法的音律，沉吟、冲决、高亢、回环、深思。每一个节拍，都富含生命的领悟，和对自身的矫正。“红色，那耀眼的红啊，血色的悲壮/让我的心和历史的天空一起痉挛，特别是军帽下/那灼灼燃烧的眼睛放射着恒远的愤怒和哀痛”（黄松柏《湘江之上》）。唯有苍生不可负，唯有悲情可化蝶。承伤痛以发力，祭先烈而当先。是这些诗人频振的“同期声”，也是“缘情”和“言志”的诗兴激发。可喜可贺。
在《民族文学》的诗歌布局中，隆重推出的“人口较少民族诗歌”专辑和“大学生诗页”栏目，充分体现了主题策划的自主性和全局视野的开拓性，这个新元素，为读者洞开了一片神秘的光亮。这些陌生诗人的诗歌粗朴而真挚，本真中透露出一股远古记忆，对于那种陌生化的“远方”的呈现，诗人们演绎得非常用心。在我的阅读经验里，作为汉语呈现的傈僳族诗歌，比较稀有，密英文的《傈僳人》缘起于本族的传说：“傈僳族大规模迁徙之前，居住在南京应天府和毛化大石板一带，那儿，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有一株古老的大槐树……”这种寓迁徙文化史于诗歌经验再造的诗意扩张，更加具有情感优势，也因为文学形象化的增补，从而形成互文性呼应，扩展了历史记忆的长度，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其他如裕固族诗人鄂尔魂和他的《东迁遗梦》、普米族诗人曹媛和她的《简单的美好》，都在以自己熟稔的表达方式，或粗犷，或细腻，或奔放，或节制，或豪迈，或内敛，尽力书写着个人视野下的本民族生活方式，以及个人情感中的诗意世界，余味富饶，读之深受感染。
就生理性新陈代谢的规律而言，少数民族“大学生诗页”的推出，起到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推动作用。当代少数民族中的大学生诗人，绝对是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这个观照，既显现了《民族文学》宏观调控的智慧眼光，也充分彰显了文学担当的指标落实。虽然这些诗人的作品还需要进一步打磨，但年轻的诗人们表现出来的“劲头”和“开疆拓土”的新势力，必将为少数民族诗歌的未来洒下一路芬芳。马小贵（回族）、周楚男（东乡族）、董成琪（瑶族）、阿卓日古（彝族）、廖兵坤（苗族）、简晓艳（土家族），从不同视角将个人情感主导的写作向度与社会万象的诗意空间逐步打开。他们以诗的触觉感知生命意识、生存哲思、想象经验和现实预判。期待这些陌生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所呈现的活力，为少数民族诗歌注入新的力量，再造新的精神风景。
以最古老的分行形式阐述心灵，以最高贵的精神坚守展现民族情怀，在诗的世界，基于民族性的神秘既富有内在深邃的洞察又充满无限的艺术可能，情感充沛，意象丰瞻，心志感知，审美趣味，生存境况，灵魂诉求，都表现出新的气象的。诗歌评论家霍俊明在《诗歌的回应“现实”与预叙“未来”》一文中指出“少数民族诗歌在关注各个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的同时也更为关注现实生活以及个体复杂的情感，整体呈现出绚烂多彩且风格各异的创作局面。” （《文艺报》2016年11月25日2版）“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这是白居易的心声，当然也是我时代诗潮的吁请，更是“少数民族诗人”这几个字赋予的深刻含义和诗歌作为高端艺术的严苛要求。被誉为少数民族文学摇篮的《民族文学》作为一个精神集结的高地，本年度的诗歌文本，不断以上乘作品刷新读者的阅读视野，给当年度的中国诗歌增添惊喜，如春天百花，光彩夺目，生机勃勃，诗人们拥有的诗心恰好说明，在任何环境任何地域任何背景和历史文化关联下，作为文学的诗歌被他们虔诚地敬畏着，潜心地操持着，无论喧嚣怎样肆虐，不管道路如何艰辛，他们始终诗心永驻，表现得义无反顾。
2016年《民族文学》的诗歌作品，客观地呈现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特征，有紧跟现代性前沿的探索勇气，也有不乏在传统诗学里的执着坚守，不一而足，必须看到，正是诗歌，使他们各自代表着本民族获得尊严的执念有了事实依据。由于诗人们散居天南地北，远在天涯海角，各自都在尘世的隐痛中艰难地活着，有不少特殊原因制约着诗歌质量的“齐整”；再者，就诗歌本身而言，由于地缘文学的差异，以及自身浸淫诗学的资历的深浅等原因，个人作品之间在整体上表现出来的高低客观存在，这正说明，“任重道远”不是一句托辞。如何通过文本实验让一个当代性的少数民族诗人拥有完整性的诗歌世界的构建，展示更深刻的思想和更精微的诗性意识；怎样把“抒情主体的个人化想象能力，以及抒情性和叙事性之间的平衡”，与诗人自身所面对的地域性诗歌经验与社会进程中的复杂性融会贯通；甚至在如何精研写作技艺，历练修辞能力，联通地方性语境与中国故事的旨意，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展开保有个体之真的探索实践等方面，作为少数民族诗人，执火燎原的追求，启蒙开昧的本真，肩挑重担的道义，精神致远的历程，依然艰辛，但必然曙光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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